●案情回顾

　　1994年1月，湖北京山县农民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当年4月11日，有人在附近水塘发现一女尸。死者被认定为张在玉后，佘祥林被指控为凶手，一审法院判处其死刑，案件被湖北省高院发回重审。1998年6月15日，京山县法院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之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2005年3月28日，“亡妻”张在玉突然归来，蒙冤11年的佘祥林被宣告无罪。

　　“佘祥林案”入选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

　　出狱15年后，直到2020年5月，佘祥林才第一次梦到自己不在牢里。

　　这些年，他一直在试图消除被囚禁的痕迹：频繁更换手机号，烧光自己的监狱日记，也尽量不和女儿谈及过去。

　　“越活越好，越活越简单，越绝望的时候越简单。”到了54岁的年纪，佘祥林如此总结自己的心态。

　　他试图过一种被世人遗忘的生活。苦行僧般的生活

　　8月的宜昌，气温37摄氏度，天气闷热，但佘祥林睡觉不开空调。他还把床让给同住的朋友，自己睡地板。

　　苦行僧般的生活让他觉得舒适，这是在监狱留下的“后遗症”：“从笼子里出来的，什么环境都能适应。”

　　54岁的佘祥林每天睡眠时间不多，随叫随走。接受采访期间，他得知长阳县有一单生意，凌晨立即出发，第二天早上又回到市区。

　　年轻时，佘祥林的体能一直就很好，曾经“可以很多天不睡觉”。

　　“偏偏就是那天晚上睡着了，她就跑了，真是邪了门了。”佘祥林再次回忆，1994年案发前，前妻张在玉精神异常，经常说自己看到了幻影。为了照顾妻子，他好几夜没怎么睡。1月20日晚上，他睡着了，一觉醒来，妻子不见了。很快，自己就“进去”了。

　　审讯期间，因为长期不让睡觉，他的腿肿到快把军裤撑破。在申诉材料中，他回忆自己“鼻子被多次打破之后，他们竟将我的头残忍地按到浴缸里，几次因气力不足喝浴缸里的水呛得差点昏死”。

　　在看守所，他看到报纸上一起与自己情况相近的案件，愤怒地把报纸扔在地上，再捡起时，眼睛看不见了。

　　为了能清白地出去，他给自己定了争取要做到的底线：眼睛不能瞎，留一只手。“坐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煎熬，出来的人只要使用一点意志力，就能把生活过好。”

　　但在狱中，他的视力还是下降了。2005年出狱后，他做了眼部CT、视诱发电位等检查，双眼视力仅为0.1，视神经受损，视神经颜色也异常。

　　2005年，前妻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亡者归来”的方式证明了他没有杀害她，佘祥林平冤出狱。

　　获得约70万元补偿后，佘祥林拿出近40万元在宜昌买了房。他还给父亲在老家盖了房，此时母亲已去世多年。

　　案发后，为了帮儿子洗刷冤屈，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上访过一段时间。不久，她因为“包庇犯罪”和“妨碍司法公正”被羁押9个月，出去后身体瘫痪，神志不清，3个月后去世。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时，已经在看守所待满5年的佘祥林正被转往监狱。他这才想起来，以前在看守所，老是听见一个妇人哀嚎的声音，甚至还像是在叫他的名字。经过打听，他确认这就是自己的母亲，“真是心如刀绞”。

　　“人只有‘进去了’，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朋友。”入狱后的佘祥林深深体会了人情冷暖，“能看你一次两次都相当不容易了，多数人都不见了。”

　　他记得，自己“进去”之后，只有家人和一两位朋友去探监。 做生意赔了一些钱

　　刚出狱时，总有记者称佘祥林的平反为“中国式肖申克救赎”，他还专门去看了这部电影，也喜欢谈论它。片子里那位假释后无法融入社会而上吊的老人让他印象深刻，他觉得“只有进去过的人才懂”。

　　2006年3月22日，他和女儿移居宜昌，随身只带了一台电视机及日用品，就此开始了融入社会的旅程。

　　“我很想给刚出狱的人提个醒，赔多少钱不重要，融入社会才是最重要的。”话刚说完，他就觉得这话不适合公开谈论。理由是，监狱是个磨人的地方，很多人会产生心理问题，“你在给他建议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你在害他”。

　　对于佘祥林来说，融入社会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刚出狱时，他还没见过手机，“我们那时候都是12寸的电视，根本没手机。”

　　他强迫自己用手机、学打字。2005年的最后一天，他把脸贴在手机屏幕上，给亲朋好友发短信祝福新年。

　　佘祥林出狱后的谋生问题被媒体频繁报道。2006年初，一位朋友介绍他去给一家公司做啤酒销售。在葛洲坝一家酒店，当他第一次递出名片时，酒店老板愣了一分钟，问他是不是佘祥林。得知确实是本人，老板将他迎进大厅，聊了半小时，全是关于他的案子，半小时后，老板表示可以不收取进场费，让他当天就送3箱。但这份工作只维持了几个月。

　　2007年，他在宜昌开了一家名为“鱼鳖食府酒家”的饭馆，把自己最后剩下的10万元钱全投了进去，招了1名服务员、1名厨师和1名配菜师傅，每天的开销大概在200元左右。

　　酒店生意红火过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因为经营不善，于一年后倒闭。佘祥林自己的总结是，这主要因为自己的性格不适合，那年他免的单就有厚厚一叠。在当年的报道中，也有其他商户评价，佘祥林从原料采购到加工出售都严格要求，这样难免亏本。

　　“我们那个年代，在农村都不要什么回报，就这么傻。出来发现不行了，全是一个小时多少钱，每天多少钱，没有感情了，什么都没有了。”

　　佘祥林还有过“被传销”的经历，甚至要求女儿佘华容辞掉在宜昌一家中西餐厅做服务员的工作，“到外面来发展，这里机会多一些”。

　　15年间，佘祥林做过几次生意，赔了一些钱。他在大连养过海参，到青海尝试做虫草生意，还去了广西北海，想贩卖珍珠。但每次最多只持续两年左右。

　　最近，他正忙着在长阳县的一单生意，但他不愿意透露具体在做什么，只说“是些小生意，够生活”。

　　虽以无罪之身出狱，但他认为还是会被政府机关拿有色眼镜审视，更没有别人所能积累的社会关系。 没走到结婚那一步

　　对佘祥林来说，过去的都无足轻重了，他现在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

　　小臂上的肌肉展露了体格的健康，他还总保持仪表的整洁，皮鞋上没有灰尘，衣服没有皱褶。听摇滚、打拳击、快走、喝50度以上的白酒，佘祥林自称是个热血性格的人，但轻易不动脾气。

　　在宜昌，佘祥林的社交也不复杂。出狱后，他跟京山老家的联系已经很少，最关心的就是女儿一家。对女儿佘华容的亏欠是他一大遗憾。

　　1994年，他被警察带走后不久，5岁的佘华容又失去了奶奶，只得跟爷爷相依为命。因负担不起几百元的学杂费，上到初一年级，佘华容便辍学打工，在东莞一家玩具厂给玩具喷漆。

　　佘祥林重获自由后，鼓励女儿继续上学。2005年，佘华容被位于宜昌的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特招录取，学电子商务，获得了中专文凭。

　　“没有任何人能毁掉一个孩子，除了上一代。”佘祥林在朋友圈写道，“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怨天。”

　　女儿嫁给了宜昌当地一位男青年后，佘祥林偶尔去帮他们照看孩子，他笑自家姑爷应酬多，“肚子吃得好大”。

　　前妻张在玉在他出狱后曾通过媒体喊话，希望他再婚前能给女儿留一笔钱。但这担忧都成了多余。

　　佘祥林并未再婚。日常生活中，他会表露出对女性的关照。比如让对方坐车坐在前排，因为视野更好;过马路时会下意识用胳膊护一下;针对婚恋问题给出自己的建议。

　　这些年，佘祥林听了也见了很多关于婚姻家庭的事，还看过一些冤案当事人重返社会后因结婚产生不愉快的新闻，他有些感慨，“亏点钱算什么呢，还是有个家更重要。”他觉得，人老了就会发现早点生孩子也很重要，让老婆做主总比让别人做主好。

　　他的感受是，刚出狱的人或许都会遇上几位关系亲近的朋友，这些朋友会告诉他，只有自己是最值得信任的，可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自己有个家庭。

　　佘祥林不是没考虑过结婚，他告诉南方周末，十几年间，他也谈过几段恋爱，但都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

　　经历了15年的磨砺，他已经把察言观色当成了习惯。在对话时，他会猜测对方的家庭背景、揣摩对方想法的来源。他也更懂得隐藏自己，坚决不谈自己的经商和恋爱经历，只愿意谈谈女儿女婿。 “把我忘了最好”

　　佘祥林有看报纸的习惯。因为眼疾，他需要借助放大镜。法治类新闻一直是他留心看的内容，他熟知每一位被公开报道的冤案当事人，对他们的遭遇产生了很多想法。

　　“但冤案当事人不要想着帮人伸冤。”这是佘祥林最大的感慨。

　　与佘祥林相熟的一位媒体人表示，佘案曝光后，不少人找到他和佘祥林，希望能够帮助“平冤”，每天要接很多电话，不胜其扰，但他们实在是什么事都做不了。

　　“不要指望能做这种事，没得那个能力，要有自知之明。”佘祥林清楚自己的社会能量，不想做分外之事。

　　他对律师这个职业从来都很向往。1994年案发前，他曾申请就读浙江金华的一所法律专科学校，学费寄去了却没能入学。现在他最崇拜的群体还是律师，一个成功的律师是半个心理学家加上半个社会学家，“他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秘密，每个阶层的秘密，是个非常好的职业。”

　　同时，他也认为社会的改变远不是律师群体可以促成的，“我在看守所就想明白了，没有任何人能改变，要有很多牺牲，但是(冤案平反)要有了一个两个三个，然后这种事情慢慢地就变了。”

　　现在的佘祥林只想把生活过简单，出门不带手机，也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因此得罪了朋友，这让他感到苦恼，但实在没办法。

　　找他的人很多，记者、律师、冤案当事人……他干脆两年换一个手机号，直到外界基本找不到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可以联系到他。

　　“希望下次是我最后一个号。”佘祥林说，换号是他拒绝回忆往昔的实践之一，几年前，他把在监狱里写的7本日记全烧了，因为“写日记没什么意义，人不能总是回忆”。

　　对未来，他不做过多打算，“不要让别人想起世界上还有我，把我忘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