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一次发回重审、指定异地审理，三次延长审限，7月8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专业新闻爆料人涉嫌敲诈勒索、重婚案”有了重大进展，河北省迁安市人民法院宣判：被告人李志敏举报当地研山铁矿违规占地，属合法民事权利且消息属实;李志敏、刘秀丽二人被控重婚罪，因证据非法取得不成立，判决二人无罪，返回被扣押财产。
李志敏何许人也，据公开报道显示，此人1966年出生，近年来因频繁通过网络自媒体，举报当地行政官员各种违法违纪线索，并多次被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公开报道。由于多名被举报官员得到处理，故而，成了当地颇具影响的“举报红人”。
时隔一个月，李志敏在头条号“滦县李志敏”上发声，其将以“重审无罪赔偿”为由，于8月12日正式向赔偿义务机关河北省滦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申请。昨天(8月12日)15：50分，李志敏在头条号实时更新了相关进展，表示当天上午已在家人陪同下，冒雨去滦州市法院成功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目前索赔总金额初步计算为552万余元，静待结果。
“举报红人”为何入狱?
“举报红人”入狱的导火索，与其举报河北滦县司家营研山铁矿的黑料有关。
2011年，李志敏通过各大网络论坛及自媒体，指控河北滦县司家营研山铁矿违规拆迁、手续不全等问题。在当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同年4月28日，新华社跟进了此事，并以《滦县：未批先征地，“拉锯”已四年》为题进行了报道，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河北省、唐山市和滦县时任主要领导都对媒体报道的事件进行了过问。但时隔四年，事情发生了转折，2015年4月9日，李志敏被河北滦县公安局以“李志敏伙同刘某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手段使对方(研山铁矿)陷入恐惧，索取公私财物90万元，并且李志敏有配偶而与刘某重婚”为由，将李志敏等二人刑事拘留。
公诉人称，被告人李志敏和刘某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企业财务，数额特别巨大，二被告人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构成敲诈勒索罪;被告人刘某丽明知被告人李志敏有配偶而与之重婚，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构成重婚罪。
同年5月5日被原滦县检察院批准逮捕，2016年5月16日，被原滦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九个月;以敲诈勒索罪、重婚罪判处刘某丽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之后，二人提起上诉。2017年7月17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该案由迁安市人民法院审理。
2018年1月18日和9月28日，迁安市人民法院两度开庭审理此案。直到2019年7月8日，将近53岁的李志敏终于等来了无罪判决，获释前，他已被羁押四年三个月。
“无罪判决”是有益探索
众所周知，我国的无罪判决率极低，特别是案件涉及某些行政机关介入或者其他公权力的干预等“非法律因素”时，就更加考验我们司法的独立性以及司法人员的“审判魄力”。
这份无罪判决的司法审判思路，可以说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有利于避免“民”、“刑”不分，公民动辄因“言”获罪。
上海申蕴和律师事务所陆斌律师认为，对于两名当事人来说，此次无罪判决意义重大。
就个人而言，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在被判无罪恢复清白之身后，他们可以获得一定数额的赔偿金。基于李志敏“出来后首先要回家看病”的表示，如果属于被羁押4年3个月期间造成的身体伤害，有关部门“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如果导致精神损害，有关部门还应为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为人身自由受到侵害的公民，这是他们理应得到的国家救济。
就本案而言，其进步意义首先体现在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法律层面上看，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当中的主观方面必须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该案中的李志敏为了实现其合法的民事诉求，且发布的消息内容属实，故该行为不能评价为敲诈勒索行为。
判决书中也明确写道：“李志敏向河北钢铁集团司家营研山铁矿提出给付补偿费的要求，有合法的民事权利基础，属于主张自己民事权利的合法行为”，公诉机关证明其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据不足，因此缺乏敲诈勒索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无法将其行为归入犯罪。
陆斌告诉《新民周刊》，根据法院的最新判决，在认定二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同时，也“晾”出了区分民事纠纷与敲诈勒索的评判标准，即目的合法——“为实现其合法的民事权利”，行为合法——“发布的消息属实”。这更加说明在民事途径可以解决纠纷的前提下，不应当动用刑法来追究公民的责任。
其次，在这一案件中，李志敏本人的身份以及对方的身份都具有特殊性，一个是当地的“刺头”，一个是当地“有权有势”之人，通常看来，李志敏的行为并不具备优势，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但无罪判决的结果，恰恰告诉公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刑法再次印证了“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一核心内容。
当然，这份无罪判决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当地司法部门对此事的处理过程有无瑕疵甚至违规之处，如今在“无罪判决”的前提下，都值得拿到显微镜下重新审视。试问，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何演变成了“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负责案件”甚至历经一次发回重审、指定异地审理，三次延长审限的胶着“拉锯”，历程之复杂着实让人费解。
分析本案此前细节，有多处不合常识的地方。比如，李志敏与河北钢铁集团司家营村研山铁矿发生争议，“根子”在其母亲房屋拆迁，有关部门查清并证实这一事实，并作出民事纠纷的认定，并非什么难事。更蹊跷的是，被告人所涉嫌的重婚罪，竟然是在“公诉多年并未刑事立案”的背景下进行的。
作为专业的职能机关，在关系当事人名誉、自由等重要权利的办案中，出现这样的“失误”和“纰漏”，“举报”与“以敲诈勒索、重婚罪被公诉”二者之间有无因果联系，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有关证据不合法应依法排除，刑事追诉自然也是无从谈起。
在头条号最新的这条消息上，李志敏敲下这行字：在递交的过程中出现了小插曲，我只带了一份申请书，法院需要四份，找打印店辗转复印好，最终还是成功递交了，心情比前几天好多了，我相信，国家会给我一个公正的赔偿。”
赔偿申请递交后，要等七天才能出结果，但金钱能解决身体的痛苦，心理的创伤呢?北京东元律师事务所王立军律师认为，对于李志敏涉嫌的罪名，究竟是办案机关的无心之失，还是对举报活动的有意打压?案件的走向究竟有没有“无形之手”在背后影响及推动，仍然需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让真相看得见阳光，这也是实现司法正义，必须认真迈出的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