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水平进展到相当程度，农村作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动力源，近年来颇受关注。而且，农村计划经济体制遗留较多，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改革势必要触及。

老有所养

　　针对农村体制谈及最多的土地问题，近日决策层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下称《意见》)，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此举被视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

　　“三权分置”内涵在于，将原本捆绑于一体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从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两权体系过渡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的三权体系。其中最大突破是放活土地经营权，在保护农民相应权益的同时，盘活土地资源要素市场。

　　实际上，在《意见》印发之前，不少农村地区已出现“三权分置”类似运作模式。不过这种模式同样面临难题，诸如中央每年对“三农”投入大量补贴，这些补贴是分配给享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而非享有土地经营权的真正种地者，这不符合补贴政策的本意——补贴出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此外，“新型地主”将出现，按照制度设计，将土地经营权转让出去的农民，部分尽管已经落户到城镇，但仍然享有承包权，而流转土地的农户需定期支付地租或其他利益给这些“地主”。

　　换言之，“三权分置”虽为土地经营者提供了保障，但因遗留问题不少，且未能达到“谁种地谁拥有土地”的改革初衷。因此可以断言，如果停留在现行土地制度框架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将永无穷期。

　　回顾历史，当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乃80年代初所确立。这些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作用，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劳动热情，令农村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然而，历经数十年沧桑巨变，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进一步统筹协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与框架存在的前提已发生根本变化。

　　以其中影响最大的城镇化建设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6.10%，而1980年初不到20%，此外还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常住”。农村人口城镇化以及涌入城市“谋生”，改变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存关系，且由于粮食收购价格远远滞后于物价和劳动力价格涨幅，土地为农民带来的收入贡献越来越少，很多甚至不再将土地作为创收途径。

　　土地已不是绝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农民的就业、养老不能再依靠土地。而现行制度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没有工作不计入失业统计，养老也只有每月数十元的补贴，这对曾经同样为中国经济腾飞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农民而言，很不公平，同时也成为了农村土地改革的主要阻力。

　　而且，在农耕文明时代已经远去的今日，令农民依附于土地之上，或者认为土地可以成为农民收入和养老的保障，都不再与现行经济发展形态相符。换言之，土地对人的束缚关系早已被挣脱，农民对于土地的依存如今也已瓦解。

　　一言以蔽之，欲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把农村打造成经济动力源，打破现行土地制度框架在所难免。当然，在改革土地制度时，要充分保障农民利益，防止对农民造成二次伤害，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农民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