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案再审刑事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刑再3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张焕枝，女，汉族，1944年12月13日出生，农民，住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村。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母亲。

　　申诉人聂学生，男，汉族，1945年8月1日出生，退休工人，住址同上。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父亲。

　　申诉人聂淑惠，女，汉族，1972年1月31日出生，教师，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街××号。系原审被告人聂树斌胞姐。

　　诉讼代理人李树亭，北京市天钰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男，汉族，1974年11月6日出生，初中文化，原河北省鹿泉市冶金机械厂工人，捕前住河北省获鹿县(现石家庄市鹿泉区)×××村。1994年9月23日被传唤，9月24日被监视居住，10月1日被刑事拘留，10月9日被逮捕。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一案，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3月15日作出(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聂树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康某2分别提出上诉。1995年4月25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准聂树斌死刑。

　　2005年1月，涉嫌犯故意杀人罪被河北省公安机关网上追逃的王某1，被河南省荥阳市公安机关抓获后自认系本案真凶。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2007年5月，申诉人张焕枝、聂学生、聂淑惠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多个部门提出申诉，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2014年12月4日，根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本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本案。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缺少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在被告人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重大疑问，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建议本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并报请本院审查。

　　本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意见进行了审查，于2016年6月6日作出(2016)最高法刑申188号再审决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依照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审理期间，本院审查了本案原审卷宗、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卷宗;赴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察看了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班路线、原审被告人聂树斌被抓获地点及其所供偷衣地点，询问了部分原办案人员和相关证人;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的审查判断咨询了刑侦技术专家，就有关程序问题征求了法学专家意见;多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听取意见，依法保障其诉讼权利;多次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意见。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通知原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康某2，其近亲属告知，康某2已去世，并表示不再参与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1994年8月5日17时许，被告人聂树斌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1，至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聂树斌故意用自行车将骑车前行的康某1别倒，拖至路东玉米地内，用拳头猛击康某1的头部、面部，致康某1昏迷后将其强奸，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康某1的颈部，致其窒息死亡。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后，聂树斌即交代了强奸后勒死康某1的犯罪经过，并带领公安人员指认了作案现场及埋藏被害人衣物的地点，与现场勘查一致;聂树斌对康某1生前照片及被害现场提取物进行了辨认，确认系被害人照片及所穿衣物;聂树斌所供被害妇女的体态、所穿衣物与被害人之夫侯某某、证人余某某所证一致。据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聂树斌拦截强奸妇女，杀人灭口，手段残忍，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奸妇女罪、故意杀人罪。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指控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因有被告人聂树斌多次供述，且与现场勘查吻合，供证一致，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三十一条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之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树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妇女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聂树斌上诉提出，其年龄小，没有前科劣迹、系初犯，认罪态度好，一审量刑太重，请求从轻处罚。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与一审判决一致。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事实、情节正确，证据充分。聂树斌拦截强奸妇女，杀人灭口，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聂树斌所述认罪态度好属实，但其罪行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可以免除死刑。原判决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及民事赔偿数额适当，对强奸妇女罪量刑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维持对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撤销对聂树斌犯强奸妇女罪的量刑，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与故意杀人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聂树斌死刑。

　　本院再审期间，申诉人张焕枝提出，聂树斌系被错抓、错判，是冤枉的，请求宣告聂树斌无罪。主要理由是：(1)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口供缺失，怀疑因对聂树斌有利而被办案机关销毁。(2)聂树斌供述勒死被害人的花上衣，是从废品堆、三轮车上拿的，但三轮车主根本就没有丢花上衣，作案工具不吻合。(3)聂树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考勤表被办案机关提取了，应该入卷，该考勤表可以证明聂树斌1994年8月5日是否上班，没有考勤表就不能认定聂树斌有作案时间。(4)王某1自认真凶，且供述出案发现场有串钥匙，本案是王某1所为。

　　诉讼代理人李树亭提出，原审认定聂树斌强奸妇女、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依法宣告聂树斌无罪。主要理由是：(1)公安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的情况下，仅凭主观推断，就将骑一辆蓝色山地车的聂树斌锁定为犯罪嫌疑人，对聂树斌采取的监视居住，实际上是非法拘禁。(2)不能排除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方式收集聂树斌有罪供述的可能性。(3)聂树斌供述、证人证言和尸体检验报告均不能确定案发时间，被害人遇害时间不明，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事实不清。(4)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事实不清，物证彩色照片上的半袖上衣极大可能在原始案发现场并不存在，是侦查人员为印证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工具而编造出来的物证。(5)现场勘查笔录无见证人参与，不符合法律规定;尸体检验报告结论不具有科学性，真实性、合法性存疑，原审认定被害人系窒息死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6)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至9月27日的供述材料以及聂树斌的考勤表缺失，原办案人员的解释不合理，不排除公安机关隐匿了对聂树斌有利的证据。(7)证人余某某后来证明，被害人尸体被发现后公安机关立即展开调查，并形成了调查材料，但原审卷宗中余某某等人的多份初始证言缺失，去向不明，这些证言可能对聂树斌有利。(8)现有卷宗中存在签字造假等问题，不排除伪造或变造案卷的可能。(9)被害人落在案发现场的一串钥匙是本案中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隐蔽细节，聂树斌始终没有供出，使其所供作案过程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10)王某1异地归案后即主动交代了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的犯罪事实，特别是供述出案发现场所留的一串钥匙，且其供述的作案时间、作案地点、作案过程以及抛埋衣物地点等都与本案情况相符，王某1的供述应视为本案出现了新证据，其作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聂树斌。李树亭还向本院提交了聂树斌的同学聂某某、仵某1、仵某2的证言，以证明聂树斌胆小、性格内向，思想比较保守，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平时没有偷窃、打架等不良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交的书面意见提出，原审判决采信的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均为间接证据，仅能证明被害人康某1死亡的事实，单纯依靠间接证据不能证实康某1死亡与聂树斌有关，而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聂树斌实施了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的行为，应当依法宣告聂树斌无罪。主要理由是：(1)被害人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2)作案工具来源不清，原审判决认定花上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3)聂树斌始终未供述出被害人携带钥匙的情节。(4)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笔录和辨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5)证实聂树斌实施强奸的证据严重不足。(6)聂树斌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应当依法改判聂树斌无罪。

　　经再审查明：1994年8月5日17时许，河北省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1(被害人，殁年36岁)下班骑车离厂。8月10日上午，康某1父亲康某2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女儿失踪。同日下午，康某2和康某1的同事余某某等人在石家庄市郊区孔寨村西玉米地边发现了被杂草掩埋的康某1连衣裙和内裤。8月11日上午，康某1尸体在孔寨村西玉米地里被发现。同日下午，侦查机关对康某1尸体进行了检验。

　　上述事实，有现场提取的自行车、凉鞋、连衣裙、内裤和钥匙等物证，证人康某2和余某某等人证明康某1失踪和发现康某1衣物情况、证人侯某某证明上述现场提取物品系康某1生前所用之物的证言，以及尸体检验报告、现场勘查笔录和照片等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骑自行车尾随下班的康某1，将其别倒拖至玉米地内打昏后强奸，尔后用随身携带的花上衣猛勒其颈部，致其窒息死亡。本院认为，这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确认。具体评判如下：

　　一、聂树斌被抓获之时无任何证据或线索指向其与康某1被害案存在关联

　　原审认定，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在侦破此案时，根据群众反映将聂树斌抓获。诉讼代理人提出，公安机关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仅凭主观推断锁定其为本案犯罪嫌疑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检察机关认为，聂树斌到案经过与原案缺乏直接关联，确定其为犯罪嫌疑人缺乏充足依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原审卷宗内没有群众反映聂树斌涉嫌实施本案犯罪的证据或线索。经查，离案发现场约2公里的石家庄市电化厂平房宿舍区有一个公共厕所，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证明记载，附近有群众反映，一名骑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常在附近闲转，看到有人就进厕所;破案报告记载，群众反映在电化厂平房宿舍周围有一名男青年经常出现，有流氓、盗窃行为，康某1被害案专案组遂组织人员在此蹲守。1994年9月23日18时许，聂树斌骑一蓝色山地车路过时，侦查人员认为其像群众反映的男青年而将其抓获。因此，聂树斌被抓获仅因其疑似群众反映的男青年，并非因群众反映其涉嫌实施本案犯罪。聂树斌被抓获之前，办案机关并未掌握其实施本案犯罪的任何证据或线索。

　　2.原审卷宗内无证据证实聂树斌系群众反映的男青年。经查，原审卷宗内仅有“群众反映”的表述，没有关于具体是何人反映的证据，也没有组织群众对聂树斌辨认的证据，更没有群众反映的那个男青年与康某1被害案存在关联的证据。

　　综上，对诉讼代理人提出的侦查机关抓获聂树斌时并不掌握其任何犯罪事实和犯罪线索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确定聂树斌为犯罪嫌疑人缺乏充足依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缺失，严重影响在卷讯问笔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从聂树斌1994年9月23日18时许被抓获，到9月28日卷内出现第一份有罪供述笔录，共有5天时间，原审卷宗内没有这5天的讯问笔录。申诉人及其代理人对此提出诸多质疑，认为缺失的笔录可能对聂树斌有利。检察机关也提出，从聂树斌到案至作出第一次有罪供述间隔5天时间，而卷内没有一份此间的讯问笔录，侦查机关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办案机关曾对其讯问且有笔录。一是聂树斌在卷供述证明有讯问笔录。据二审期间的提讯笔录记载，审判人员当时问聂树斌，在其被抓获之后的前5天，侦查人员是否对其讯问并作了笔录，聂树斌回答，侦查人员将其带至郊区分局的当晚就审问了，其交代了强奸妇女的事，并说“记着可能作了(笔录)”。二是原办案人员证明有讯问笔录。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经调查询问原办案人员，多人证实这5天有讯问并制作了笔录。此外，据原办案机关干警撰写并发表在1994年10月26日《石家庄日报》上的《青纱帐迷案》一文反映，聂树斌被抓获并被关进派出所后的一个星期内，办案机关一直在对其“突审”。

　　2.聂树斌在该5天内，既有有罪供述，也有无罪辩解。一是聂树斌在卷供述可以证实。在1994年9月28日的讯问笔录中，办案人员在聂树斌供认有罪后问道：“为什么原来不讲实话?”聂树斌答：“我想隐瞒，抱着逃避打击的心理。”9月29日聂树斌在自书的《检查》中写到：“在审问时，我心里还隐着一些侥幸心理，想隐瞒过关。”在同年12月26日送达起诉书笔录中，送达人员问聂树斌什么时候交代的犯罪事实，聂树斌答：“一开始没交代，第二天晚上交代的。”二是原办案人员可以证实。有办案人员称：“聂树斌头一天只承认了一些偷看女人解手的流氓行为，到了第二天，开始陆陆续续交代了一些犯罪事实，到了27日就彻底交代清楚了。”此外，据《青纱帐迷案》一文反映，聂树斌刚被抓获时“只承认调戏过妇女，拒不交代其他问题”，办案人员“巧妙利用攻心战术和证据，经过一个星期的突审”，聂树斌终于供述了强奸杀人的事实。

　　3.对原审卷宗内缺失该5天讯问笔录，原办案人员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均就前5天讯问笔录全部缺失的原因，询问了公安机关原办案人员，他们作了多种解释：一是聂树斌的供述断断续续，笔录不完整;二是这些笔录可能入了副卷，但由于搬家或时间长，副卷找不到了;三是当时存在对完整的讯问笔录入卷移送，不完整的讯问笔录不入卷移送的习惯做法等。

　　全面收集、移送包括讯问笔录在内的案件证据，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87年公安部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明确要求;公安部1991年印发的《公安业务档案管理办法》对副卷的内容也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笔录不属于入副卷的材料;原办案人员在接受本院询问时也表示，当时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办理案件比较规范，即使前期嫌疑人不供述，也会把这些材料入卷。因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没有入卷，既与当时的法律及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不符，也与原办案机关当时办案的情况不符。

　　综上，由于上述讯问笔录缺失，导致聂树斌讯问笔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有讯问笔录，且缺失的笔录可能对聂树斌有利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缺失这5天讯问笔录存在问题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故意销毁、隐匿讯问笔录、制造假案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三、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且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

　　原审卷宗显示，自1994年9月28日出现第一份供述至1995年4月27日被执行死刑，聂树斌共有13份供述，其中有讯问笔录11份(侦查阶段8份，审查起诉、一审、二审阶段各1份)，自书《检查》1份，一审当庭供述笔录1份。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这些供述不能排除系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形成，合法性和真实性存在疑问。检察机关提出，聂树斌的有罪供述说法不一、前后矛盾，供述偷拿花上衣的情节因证人证言而变化，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聂树斌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聂树斌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关于作案时间，先后有被车间主任葛某某批评后的第二天、当天、记不清和8月5日等说法;关于偷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先后有三轮车上、破烂堆上等说法;关于脱去被害人内裤的时间，先后有将内裤脱下后实施强奸再捡起内裤带走、将内裤脱到膝盖下面即实施强奸再将内裤脱下带走等说法;关于被害人的自行车，先后有二六型、二四型等说法。此外，关于作案动机、被害人年龄和所穿连衣裙特征等事实和情节，聂树斌的供述也前后不一。在卷供述中，聂树斌一方面始终认罪，另一方面又供不清楚作案的基本事实，特别是对关键事实的供述前后矛盾、反复不定，不合常理。

　　2.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聂树斌供述的作案地点、藏衣地点、尸体上的白背心、颈部的花上衣及被害人凉鞋、自行车的位置等，虽然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内容基本一致，但由于以上事实都是先证后供，且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指认、辨认工作不规范，证明力明显不足，致使本案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在疑问。

　　3.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对办案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经审查原审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讯问聂树斌的材料、一审开庭笔录、原审辩护人的有关证言以及原办案人员的解释，没有发现原办案人员在制作这些笔录时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但是，聂树斌曾经供述自己本来想不说，后在办案人员“劝说和帮助下说清整个过程”;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地点存在随证而变的情形;一些笔录显示讯问内容指向明确;参与现场勘查的办案人员曾称被安排到讯问场所与聂树斌核对案发现场情况等，故不能排除存在指供、诱供的可能。

　　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不能排除指供、诱供可能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侦查机关讯问过程明显具有指供倾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四、原审卷宗内案发之后前50天内证明被害人遇害前后情况的证人证言缺失，严重影响在案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原审卷宗显示，康某1丈夫侯某某、同事余某某在康某1失踪前曾与其见面，康某1失踪后还参与寻找，余某某和康某2最先发现了康某1的衣物。但是，从1994年8月11日发现康某1尸体到同年9月底聂树斌认罪，即从案发到破案，其间50天内办案机关收集的这些重要证人的证言，无一入卷，全部缺失。卷内显示，直到1994年10月1日才出现侯某某的首次证言，10月11日和10月21日才首次出现康某1同事王某2、余某某的证言。这些本应是破案重要线索的证人证言，却出现在聂树斌认罪并破案之后。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隐匿了这些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证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多名证人证明案发之后50天内，办案人员对其进行过询问并制作了笔录。证人余某某证实，找到康某1的尸体后，办案机关立即进驻康某1所在工厂，全面开展调查工作;1994年10月21日之前，办案人员曾多次找其取证，并作了记录。证人侯某某证实，在1994年10月1日之前，办案人员不止一次找过他，每次都有询问笔录，且明确说办案人员第一次对其询问是在其租住地孔寨村，而非首次询问笔录显示的留营派出所。

　　2.多名原办案人员证实案发之后即作了询问证人笔录。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十多名原办案人员接受询问时证实，发现康某1尸体后立即分成多个工作小组，同时展开调查摸排，有的小组专门进驻死者单位。摸排范围包括被害人单位职工、现场附近两个村庄村民以及方圆数公里范围内的外来民工等相关人员。当时对康某1亲友和同事都进行了调查询问，询问内容包括死者何时上下班、何时失踪、最后见面的是何人等等。多名原办案人员证实，对康某1亲友及同事这些重要证人的询问，肯定制作了笔录。此外，相关报道反映，案发之后办案机关即开展了大量调查摸排工作。据《青纱帐迷案》一文记述，石家庄市公安局郊区分局1994年8月11日即成立专案组，迅速展开侦破工作，办案人员“奔波于工厂、农村、居民区和田间地头认真调查访问，先后调查访问群众上千人次，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细致工作，终于获得了有价值的线索”。

　　3.原办案人员对案发之后前50天内相关证人证言缺失原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就原审卷宗内为何没有这50天的证人证言，询问了多名原办案人员，他们作出了两种解释：一种说法是当时摸排大多用笔记本记录，破案需要的材料才会整理，不需要就不整理，没有入卷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办案习惯是侦查卷宗不装订，先送给预审科去挑，没有用的预审科就剔出去，这些证人证言可能被预审科当作没有用的剔除了,入了副卷，副卷后来搬家时丢失。这些解释对于一般的摸排对象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对于询问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证人，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办案规范和惯常做法。首先，侯某某、余某某是本案重要证人，对其询问应当按照当时的刑事诉讼法和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范制作笔录入卷，并随案移送。其次，侯某某、余某某等人在案发之后前50天所作的证言，是初始证言，是确定被害人遇害时间和被告人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依据，是侦破本案的重要线索。即使当时有将材料送预审科挑选的做法，对于这些重要的证人证言也不应当剔除。

　　综上，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证言全部缺失不合常理，且关键证人侯某某后来对与康某1最后见面时间的证言作出重大改变，直接影响对康某1死亡时间和聂树斌作案时间等基本事实的认定，导致在案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受到严重影响。原办案人员对有关证人证言缺失的原因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故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这些缺失证据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五、聂树斌所在车间案发当月的考勤表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重要原始书证

　　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所在车间有一份考勤表，该考勤表可以证明聂树斌1994年8月5日是否上班，没有考勤表就不能认定聂树斌有作案时间，认为这张对聂树斌有利的考勤表被办案机关有意隐匿。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有证据证明考勤表确实存在且已被公安机关调取。本案复查期间，证人葛某某证实，聂树斌出事后，办案机关找他问了聂树斌的出勤情况，并拿走了这份考勤表，他曾经让办案人员用后归还，但办案机关没有退还。本案再审期间，原办案人员也承认，当年曾对葛某某调查走访，见到并应当提取了考勤表。

　　2.考勤表对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具有重要证明价值。葛某某证实，考勤表记载了聂树斌所在车间员工的每日出勤情况，他当年作证时是“照着考勤表说的”聂树斌出勤情况。当时办案人员还曾问他考勤表上的“√”和“×”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表示出勤，“×”表示没有出勤。因此，考勤表是证明聂树斌1994年8月出勤情况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

　　3.原办案人员对考勤表未入卷没有作出合理解释。对于考勤表的下落，原办案人员都说记不清了，但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时证明作案时间的材料要求有公章，聂树斌单位出具了盖有公章的出勤证明，该证明比考勤表更重要，所以考勤表没有入卷;另一种可能是在预审阶段被剔除出来入了副卷，后来副卷丢失了。经审查，这些解释不属于合理解释。考勤表是原始证据，更能客观、真实反映聂树斌的出勤情况，而单位出具的出勤证明是传来证据。即使在单位出具盖有公章的出勤证明后，也应当将考勤表一并入卷，以便核对传来证据和原始证据是否一致。考勤表是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根据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应当认真登记、妥为保管，考勤表不入卷不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考勤表的缺失，导致认定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失去原始书证支持。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考勤表系对聂树斌可能有利的证据，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原办案机关故意隐匿考勤表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六、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存在重大疑问，不能确认

　　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将康某1强奸、杀害。申诉人提出，聂树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诉讼代理人提出，原审认定的作案时间事实不清。检察机关提出，聂树斌并没有供述出作案的具体日期，而其对作案时间的供述在葛某某对其进行批评后第二天和受到批评的当天之间不断变化，前后存在多次反复。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聂树斌的供述不能证实系1994年8月5日作案。聂树斌在卷的13次有罪供述中，共有9次供及作案时间。在侦查阶段，聂树斌对作案日期的6次供述反复不定，且始终没有供述具体的作案日期。在1994年9月28日的首次讯问笔录中，称是在8月初上班被葛某某批评后的次日作案;在9月29日书写的《检查》中，称系在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作案;在10月1日供述中，又称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自10月17日开始，再次改称系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作案。自审查起诉阶段起，聂树斌的3次供述均明确称是8月5日作案。聂树斌到案初期，无法供出作案具体日期，数月之后反而能够明确、稳定供述，聂树斌为何能从记忆不清到记忆清晰，卷内没有任何解释或说明，故聂树斌关于8月5日作案的供述不足采信。

　　2.聂树斌被葛某某批评的日期不能确定是1994年8月5日。聂树斌供述的作案日期是被葛某某批评的当日或次日，查清聂树斌被批评的具体日期至关重要。聂树斌在侦查阶段多次供称，虽然记不清8月初上班的具体日期，但确定8月初歇了两天没去上班，第三天去上班被葛某某批评，是在被批评的当日或次日作案;葛某某证实，1994年8月3日聂树斌是上班的，4日没有上班，记不清是5日还是6日聂树斌来上班时被其批评，聂树斌一气之下离开单位;办案机关调取的出勤证明证实，8月4日至11日聂树斌未到厂上班，印证了聂树斌8月3日是上班的。因此，聂树斌所供的歇了两天没上班应当是8月4日、5日，而第三天到单位被葛某某批评则应当是8月6日。如果聂树斌是被批评的当日作案，应当是8月6日;如果是被批评的次日作案，应当是8月7日。原审认定聂树斌8月5日作案，与在案证据存在重大矛盾。

　　3.证人侯某某后来的证言对与被害人最后见面时间作出重大改变。原审卷宗内侯某某的两份证言均称，其妻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中午1点差5分离家上班，后未再见面。而在本案复查和再审期间，侯某某多次称，当年他的证言中有关与其妻最后见面的时间肯定不对，他8月5日晚上11时许还与其妻见了最后一面。经查，侯某某在原审卷宗内的两份证言分别形成于1994年10月1日、10月27日，第一份证言询问人不明，第二份证言系在预审阶段作出，此前的证言全部缺失，严重影响这两份证言的证明力。现其证言又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产生重大疑问。

　　综上，原审认定聂树斌于1994年8月5日作案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质疑原审认定的聂树斌作案时间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聂树斌关于作案时间的供述前后存在多次反复，真实性、合法性存在疑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办案机关有意隐匿考勤表的意见，因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纳。

　　七、原审认定的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

　　现场勘查笔录记载，在康某1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原审将其认定为聂树斌故意杀人的作案工具。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上述事实不能认定，该花上衣根本不存在;检察机关提出，花上衣来源不清，现场提取的花上衣与让聂树斌辨认、随案移送的花上衣是否同一存疑，聂树斌供述偷花上衣的动机不合常理，原审判决认定花上衣系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聂树斌供述偷取一件破旧短小的女式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根据聂树斌供述及相关证人证言，聂家当时经济条件较好，聂树斌骑的是价值四百余元的山地车，月工资有几百元，并不缺吃少穿，衬衣就有多件。平时除了上班有些散漫外，无任何证据证明聂树斌此前有过偷盗等劣迹，也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对女士衣物感兴趣，而涉案上衣是一件长仅61.5厘米且破口缝补的女式花上衣，显然不适合聂树斌穿着，故聂树斌所供偷拿该花上衣自穿，不合常理。

　　2.花上衣的来源不清。据聂树斌供述，该花上衣是其从石家庄市郊区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取。经查，收废品人梁某的证言与聂树斌供述明显不符，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矛盾，该花上衣究竟来源何处，缺乏证据证实。一是花上衣是否系梁某所丢，没有得到梁某证言的证实。卷内仅有聂树斌供述其从张营村一收废品处偷拿了一件花上衣，但梁某称其捡垃圾、拾废品多年，捡回来的东西没有数，丢没丢也说不清楚。因此，梁某对是否有过、丢过该件花上衣不能确定。二是聂树斌所供偷取花上衣的具体地点前后不一，有多种说法，不能确定，甚至在改变了此前所供的偷衣地点并作出解释之后，再次供述又出现反复，不合常理。三是聂树斌所供偷衣地点与梁某证言存在矛盾。梁某证实其捡来的衣物均放在道边晾晒，而聂树斌多次供称是从三轮车上偷取的衣服，并在绘制的方位图上标注了“偷拿衣服处的三轮车”，二者明显不符。四是聂树斌供述存在随梁某证言改变供述内容的情形。梁某9月29日作出捡来的衣物均在道边晾晒的证言之后，聂树斌10月1日供述的偷衣地点即从三轮车上改为垃圾堆上。

　　3.对花上衣的辨认笔录缺乏证明力。原审卷宗中用于辨认的花上衣照片，与现场照片显示的尸体颈部的衣物存在明显差别，原办案人员事后解释称，从尸体颈部提取的花上衣因受到雨水及尸体腐液侵蚀，为方便辨认，对花上衣进行了清洗。但在卷内对此没有记载和说明，以致用于辨认的花上衣与尸体颈部的衣物是否同一存在疑问。而且，据辨认笔录记载，让聂树斌对花上衣进行辨认时，用作陪衬的3件上衣，有2件系长袖，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另1件虽系短袖但新旧状况不明，且辨认物均无照片附卷。辨认有失规范，辨认笔录缺乏证明力。

　　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检察机关提出的花上衣来源不清，将其认定为作案工具存在重大疑问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经审查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尸体检验报告等在案证据，可以认定被害人尸体颈部缠绕一件短袖花上衣，故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原始现场并不存在花上衣、该作案工具是侦查人员编造出来的物证的意见，与在案证据明显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八、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

　　原审认定康某1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在下班途中被聂树斌强奸后勒颈致死。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康某1遇害时间不明，原审认定康某1系窒息死亡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检察机关提出，康某1死因不具有确定性，原审判决所采信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尸体检验报告对康某1死亡时间没有作出推断。本案因案发时尸体高度腐败，法医在尸体检验时没有提取、检验康某1的胃内容物以确定死亡时间。现场勘查时，尸体及周围布满蛆虫，但法医未根据尸体蛆虫情况对死亡时间作出推断。

　　2.在案证言不能证实康某1死亡时间。证人余某某、王某2等人的证言仅能证实1994年8月5日下午康某1仍在厂正常上班，下班后离厂，之后再未见面，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康某1于8月5日下班后即遇害身亡，不能将康某1的失踪时间认定为死亡时间。

　　3.尸体检验报告关于康某1死亡原因的意见不具有确定性。尸体检验报告记载“康某1符合窒息死亡”，同时记载这只是“分析意见”，不是确定的鉴定结论。对此，当年检验尸体的法医在本院再审期间解释称，检验时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失去了很多检验条件，无法作出明确的鉴定结论，只能作出倾向性分析意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咨询法医学专家，专家对康某1死亡原因均未作出确定性结论，只是认为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性较大或者是不能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

　　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原审认定康某1死亡时间和原因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康某1死亡原因不具有确定性、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力不足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九、原办案程序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影响相关证据的证明力

　　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聂树斌被抓获后，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所谓的监视居住实际上是非法拘禁;现场勘查违反法律规定;卷宗中存在签字造假等问题，不排除伪造或变造案卷的可能。检察机关提出，原审判决所采信的指认、辨认笔录存在重大瑕疵，不具有证明力。对此问题，本院经审查，评判如下：

　　1.对聂树斌监视居住违反规定。办案机关在没有掌握聂树斌任何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就将其抓获，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且监视居住期间一直将其羁押于派出所内，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2.现场勘查无见证人违反规定。本案现场勘查没有邀请见证人参与，且勘查笔录除记录人外，其他参加勘验、检查人员本人均未签名，违反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公安部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规则》及公安部1987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有关规定。

　　3.辨认、指认不规范。原审卷宗显示，办案机关组织聂树斌对现场提取的花上衣、自行车和康某1照片进行了辨认，对强奸杀人现场、藏匿康某1衣物现场进行了指认，并制作了5份笔录，但所有辨认、指认均无照片附卷;对现场提取的连衣裙、内裤和凉鞋，未组织混杂辨认，只是在讯问过程中向聂树斌出示;对花上衣、自行车虽然组织了混杂辨认，但陪衬物与辨认对象差异明显;对康某1照片的混杂辨认，卷内既未见康某1照片，也未见两张陪衬照片。上述问题，致使辨认、指认笔录证明力明显不足。

　　综上，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聂树斌归案后被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现场勘查违反法律规定的意见，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指认、辨认笔录不具有证明力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经鉴定，原审卷宗内的送达起诉书笔录、一审宣判笔录及多份送达回证上聂树斌的签名虽系办案人员代签，但指印均为聂树斌本人所留，故对诉讼代理人提出的办案机关伪造或变造卷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以及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有罪供述与在卷其他证据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可靠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应当改判聂树斌无罪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王某1系本案真凶的意见，因王某1案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云腾

　　审 判 员　夏道虎

　　审 判 员　虞政平

　　审 判 员　管应时

　　审 判 员　罗智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赵春晓

　　法官助理　刘　志

　　书 记 员　杨艳明

　　书 记 员　纪微微
 

最高法法官：参与聂树斌案再审工作实践感悟

　　201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一案决定再审并予提审后，将该案的再审工作交由被称为“司法改革试验田”之一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承担，同时，临时任命本人担任第二巡回法庭主审法官，作为五名合议庭成员之一参与该案的再审工作。

　　能够被选为聂树斌再审一案的合议庭成员，并成为两名承办人之一，我从内心感到无比荣幸。然而，由于该案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案件之一，其再审工作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工作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关心、讨论、评判的对象，故不能有半点疏漏，否则不仅会影响到案件再审的效果，还可能损害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位合议庭成员所担负的压力是不言自明的。荣幸也罢，压力也罢，最终形成的坚定信念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再审过程中，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客观、无偏地认定案件事实，严格、准确地适用法律，用公众能够真切感知并能切实彰显公平正义的方式作出本案的再审裁判。只要按照这一信念去再审和裁判该案，无论最终的裁判结果如何，相信都会为大多数的社会公众所接受和赞赏。2016年12月2日，经过合议庭成员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开展了再审所需的各项工作之后，在法定再审期限内对该案作出公开宣判——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回顾聂树斌案再审改判的整个过程，确有太多的感慨和体会。简言之，可以归纳为“三个‘三’”，即事实把握上的“三个不受限于”、理念指引上的“三个严格遵循”、权利保障上的“三个切实注重”。

　　一、在案件事实的审查把握方面，坚持“三个不受限于”

　　要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其首要前提就是对案情全面把握。如果对案情一知半解或者遗漏疏忽，就可能导致对整体案件事实的错误判断，最终影响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而要想全面把握案件事实，就必须拓宽视野，不受既有表象或成例所限。

　　一是就被告人供述而言，不受限于其既有的有罪供述。对于被告人供述，既要重视对其不利的供述，也要重视对其有利的供述，特别是对于罪与非罪存在争议的案件，既要认真审查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也要认真审查被告人的无罪供述，这本是一个众所皆知且不存争议的道理及规则，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要真正做好却并不容易。对于案卷材料中既有被告人有罪供述，又有被告人无罪供述的，尚且存在更加重视其有罪供述，对于其无罪供述不予足够重视的情况，对于案卷材料中没有被告人无罪供述的，往往就会受其有罪供述所限，不再考虑到底有无无罪供述以及有罪供述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了。本案中，单从案卷材料中的聂树斌供述来看，全部都是有罪供述，其上诉状也是称其并未想将被害人弄死，其年纪还小，请求给其一个机会等。但当你深入一步，去了解为何没有无罪供述以及这些有罪供述是在何种情况下获得的，你就会发现，现存的有罪供述实际上是在聂树斌到案后5天后才讯得的，其在到案初期不是没有过无罪供述，只是这些对其有利的无罪供述没有入到卷内。这时，在卷聂树斌有罪供述的效力问题，自然就会令人产生怀疑了。而且，这些有罪供述与其他证据之间形成的“供证一致”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就值得研究了。

　　二是就案发时间而言，不受限于单纯依据在卷证人证言而作出的推测。本案中，原审根据被害人同事余某某、王某某关于被害人何时离厂的证言以及被害人之夫关于其何时见被害人最后一面的证言，极其肯定地将被害人的遇害时间推定为1994年8月5日17时许。但仔细审查几位证人的证言便能发现，不仅这些重要证人的证言均是在案发之后50天、该案已宣告破案的情况下取得的，案发前期所收集的这些重要证人的证言均未入卷，而且余某某和王某某的证言最多只能证明被害人于1994年8月5日17时许离厂之后便未再见过面，并不能证明被害人何时被害，被害人之夫关于其见被害人最后一面的时间，也被其在本案复查阶段的证言所完全否认。再看本案的尸体检验报告，当年在进行尸体检验时，因尸体已高度腐败，法医已不可能再根据尸斑等来推断死亡时间，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提取、检验被害人胃内溶物以确定死亡时间，而且，现场勘验时，尸体及周围布满了蛆虫，法医还可根据蛆虫的生长情况推断死亡时间，但这些科学性的工作并未进行。实际上，所谓8月5日17时许遇害一说，就是根据聂树斌的有罪供述而产生。在聂树斌有罪供述真实性严重存疑的情况下，该案的实际案发时间也就难以确定了。

　　三是就审查对象而言，不受限于已有的书面材料。由于原审被告人聂树斌已经死亡，本案又系强奸案件，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依法不能公开审理，故对该案采用书面审理方式进行。但书面审理并不意味只能对已有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在书面材料之外开展一些其他为查清该案事实而进行的相关活动。正因为如此，合议庭成员在分别查阅全部案卷材料、认真听取申诉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后，又奔赴案发地核实了相关证据，察看了案发现场、被害人上下班路线、原审被告人聂树斌被抓获地点及其所供偷衣地点，询问了部分原办案人员和相关证人，就有关尸体照片及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的审查判断咨询了刑侦技术专家等。通过以上活动，进一步印证了在阅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聂树斌到案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以及案发后前50天内对被害人丈夫及同事等重要证人询问笔录均未入卷、被害人丈夫与被害人最后见面的时间是晚上而不是在中午等。

　　二、在裁判理念的指引方面，坚持“三个严格遵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聂树斌案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一件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改判的刑事冤错案件，必须切实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把“三个严格遵循”贯穿整个再审裁判的过程。

　　一是严格遵循证据裁判原则。所谓证据裁判原则，是指对于案件争议事项的认定，应当依据证据。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裁判的形成必须以达到一定要求的证据为依据，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事实，裁判所依据的证据必须是具有证据资格的证据，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必须是在法庭上经过调查和质证的证据。聂树斌案的再审及改判，就是秉持这样一种原则而进行的。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判决书理由的分析，都是在对证据的分析论证中展开，既解决了在案证据的认证问题，还解决了本已收集却不在卷内的相关证据应如何认识的问题;既回应申诉方意见及参加再审的检察机关意见，又对原审判决及办案过程做出客观评判。做到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一切让证据说话，从而使公众不仅了解到判决的结论，更全面了解到判决的理由，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是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作为无罪推定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又称为“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该原则是解决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被追诉人的犯罪行为，也不能完全排除被追诉人实施了被追诉罪行的嫌疑，而从诉讼程序和法律上推定被追诉人无罪，从而终结诉讼行为的法律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不仅是解决刑事疑案的技术性手段和原则，其确立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它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在关注保护社会秩序之外，强调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聂树斌案中，对聂树斌不利的证据有很多，虽然不能证实这些证据全为原侦查机关违法取得，但合议庭认为，纵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因而依法宣告聂树斌无罪。

　　三是严格遵循依法纠错原则。依法纠错，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在处理冤假错案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经再审查明案件确有错误的，就必须实事求是地依法纠正，以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确保案件办理公平公正。聂树斌案已历时20余年，各方面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该案的案情、证据十分复杂，各方面对于该案认识又存在不小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启动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秉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坚定信念和担当精神，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法律负责的强烈责任意识和职业精神，经过缜密研判事实证据，发现该案确属一起错案，因而坚决依法进行了纠正。

　　三、在相关权利的保障方面，坚持“三个切实注重”

　　注重人权保障是现代刑事司法追求的重要目标，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保障，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明确要求。聂树斌案件的再审过程中，高度重视和强调对相关各方的权利保障。

　　一是切实注重对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相关权利的保障。案件启动再审后，合议庭成员即约谈申诉人，当面听取其申诉请求及理由，告知其依法享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提供新的证据等诉讼权利。申诉人的委托代理律师将委托手续提交后，合议庭成员又多次约谈申诉人及其代理律师，充分听取其意见。在代理律师已全面查阅、复制原审卷宗材料的基础上，合议庭又将再审期间询问原办案人员及相关证人形成的相关笔录提供代理律师查阅、复制。为准确了解代理律师的代理意见，针对代理律师提交的长达3.9万字的书面意见，合议庭全体成员用一上午的时间专门听取代理律师介绍。合议庭负责的工作态度以及对于当事人权利的有力保障得到了申诉人张焕枝及代理律师李树亭的高度肯定，案结之后申诉人及代理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再审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对其诉讼权利的保障表达了真诚的谢意。

　　二是切实注重对被害人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相关权益的保障。本案为强奸杀人案件，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因此，在研究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再审时，大家认为，虽然被害人已离世多年，但其个人隐私权仍应依法受到保护，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这类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因此，再审也就选择了书面审理的方式进行，并在相关对外公开的法律文书中，一律不表述被害人的全名等。此外，考虑到该案原审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被害人之父康某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系该案的当事人之一，该案的处理结果可能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同时，考虑到其年事已高，特地采取直接上门的方式送达参审通知，以便一并先期听取其意见。但当合议庭成员费尽周折找到其家时，亲属告知康某东已经去世，并表示不愿再参与本案诉讼。这样，本案的再审范围便未再涉及附带民事诉讼部分。

　　三是切实注重对相关证人权益的保障。合议庭成员在对部分原办案人员及相关证人进行询问、核实相关事实时，不仅从尽量不影响其工作和生活的角度考虑，就近对其进行询问，而且在询问完毕后反复提醒其仔细阅读询问笔录，经核实无误后再签名认可。对于个别情况特殊的证人如被害人之夫等，合议庭成员亲自上门询问，并对其进行安慰和鼓励，如此等等，从而得到相关人员的真心认可和一致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