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权法律网编者按：针对农村土地维权问题，于建嵘教授对此有很多新研究新见解，本编辑特向大家推荐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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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维权事件凸显利益之争
一、土地问题是农村焦点问题
我们关心的类似问题与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关，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关心社会的稳定问题?我一直认为，社会群体性事件是观察社会的重要窗口。为什么我们关心社会群体性事件显著的变化?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实际上都与它有关。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两个问题：
第一，社会群体性事件到底有哪些特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是不是有敌意事件?还是属于其他性质的事件?第二，如何应对?信访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孙东东先生说99%的老上访专业户有精神病?
我们先说第一部分，我们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我曾经接了国家的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专门研究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我们将其大致分为几类：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社会骚乱和组织犯罪等，我们一个个来分析。
首先说农民，我曾经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我提出一个概念，我认为中国农民的问题从2003年到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粮抗税，我用了一个名词叫“以法抗争”。2002年12月22日，湖南省衡阳县农民组织了抗粮抗税，当时我感觉很惊讶，我当时写了篇文章《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社科院作为简报送到中央去了。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媒体，包括《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把我的意思总结成“让农民自己说话”，最后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当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所以在2003年底、2004年初的时候，总理表态说“我们不收农业税了”。
但是我们马上就发现，2004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税费问题消失之后，土地问题马上就成为了农村的焦点问题。2004年9月2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报道，叫做《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我当时在北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农民的问题已经转移。为什么说转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可以参考，我们和“焦点访谈”有一个约定。因为每天全国各地有很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我们和节目组有合作，可以进入节目的网络系统查看数据，但是每个月要写报告，就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发现，土地问题从2004年5月开始，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农民抗税时主要惊动的是县以下的政府，因为根据当时相关的法律规定，县级政府可以决定税费，但是土地问题爆发的时候惊动的已经不是县政府，而是惊动了更高层级的政府。原来抗税的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现在看，土地问题爆发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抗税的地方主要是在偏僻的农村，土地问题矛盾激烈的区域主要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可见，区域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另外，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你要去收税，农民对付你的最好办法就是不理你、走开，要不就见不到人。如果因为土地问题发生冲突，农民就站在土地上，不让你动工，非常具有“土地性”。
外力介入不一样。当年农民抗税的时候，你们可能知道，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下去研究农民抗税，当年我在湖南调查之后，写了报告，当时北京的学界很惊讶，他们说有这个事情吗?但是经过了四五年的变化，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农村，他们进入农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批律师进入农村，为什么?因为律师帮农民打一个土地官司，会有不错的收入。
环境污染引发的维权案件值得注意，环境问题在中国农村是很大的问题。而且因环境带来的冲突也可能是很大的问题，在环境问题上，2005年4月，曾经发生了非常大的环境案件，这就是浙江东阳画水镇的事件，所以我们分析，中国农民的问题主要是三个问题：土地、环境、民间改革。
我们再讲讲工人问题，大家都知道目前工人的情况，实际上这些情况2001年在有关部门的表述中已经显现出来，全国总工会认为，现在工人的问题比较严重。工人有一些什么问题呢?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出一个特点，中国的工人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等问题联动，问题比较分散。工人抗争主要有以下办法：上访、静坐、停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工人维权抗争走向联合，工人和农民都有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劳资冲突将来是工人抗争的主要问题。
出租车罢运比较频繁，教师停课的问题也比较严重，另外，还要关注市民的理性维权。比如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增加，这些都非常值得关注。
二、 社会泄愤事件偶然性大
我把中国80%的维权状况做了一个归纳，大家想一下，这些问题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我认为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所以我建议你们记住第一句话，维权事件的基本特征就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第二句话，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第三句话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你不找他麻烦，他不找你，中国的老百姓天生就是这样。第四句话是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在我看来，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问题要知道这四个方面。
2008年6月28日发生了贵州瓮安事件，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件呢?我认为也不是敌意事件，我把它概括成一个名词，叫社会泄愤事件。特点之一，它们因一些偶然事件引起，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征兆，突发性极强。2004年到2007年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特点之二，参与人与当事人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第三个特点就是信息传递因为互联网、短信的出现产生了新特点。互联网有两大特点：第一，它具有开放性;第二，它还有一个隐蔽性。所以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传递，和我们原来贴标语口号不是一个概念，网民把信息往网上一贴，全世界都知道了。手机短信可以同时发很多人，超越时空，同时还具有人格性的特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现代信息传递的作用对社会问题的影响。
社会泄愤事件的第四个特点就是都有打、砸、抢、烧的行为存在。
最近发生的事情是海南东方事件，从一个很小的纠纷，最后发展成为较大的事件，我们都感到心里有一点浮躁，一件小事突然就变成了大事件。袭警事件也开始增加，因为一件小事就开始袭击警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泄愤事件，也可以理解成城市犯罪。
经济衰退对社会问题也会带来影响，今年经济衰退是比较严重的，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实际上最近发生的诸多问题都与经济衰退有关。我们的社会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我们研究人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分析了农民、工人、社会的维权，我认为它们具有目标的合法性。我们又分析了社会泄愤事件，我们知道社会泄愤事件中，双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关系。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社会冲突的多发期，这一点不需要怀疑。
三、应对群体性事件有技巧
接下来我们讲怎么办，有关部门认为最重要的办法是完善信访制度，中央是要把完善信访制度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冲突一个最重要的方法;还有就是管理机制。
早在2004年11月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即《国内首份信访报告获高层重视》，这份信访报告是我写的，我们对信访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我们向中央提了一个报告，信访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其政治后果，我认为信访制度有着根本性的缺陷，它不是完善不完善的问题。第一个缺陷就是它的体制不顺，它会把问题向中央聚集;第二个是功能错位;第三个是它的程序缺失，所以我认为信访制度要做彻底的改革。
我想了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不要给地方施加压力，因为我们一定要了解信访是怎么博弈;你不要开移办单，没有用你开什么?你也不要说到北京告状是违法的，该怎么告就去告。第二个办法就是打开司法大门，利益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我们要让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最后一点，要靠人大代表来解决这些问题。
信访责任追究制表面上看是中央采取了好措施，迫使地方政府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几个对策：第一个是收买，第二个是截访。信访解决不了问题，而很多问题现在迫切需要解决，哪些人对社会有不满情绪?可能有失地的农民工，可能有下岗工人。
我简单讲一下管制能力，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司法制衡，大家应该容易理解。
应对社会群体性事件我们要注意一个方面，即心理方面。当没有人闹事的时候，就可以做足防范措施。我发现，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关人员常常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拍照。不要这样，当发生事情，老百姓开始聚集的时候，你就把相机对准他，你试验一下，你一对他，他马上就跑。这就符合群体心理的逻辑，一般发生这种事情，都在人特别多的时候，随便哪个人砸玻璃、放一把火的话，个体都能获得亢奋的感受，认为谁也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因此，往往这种时候，你就应该把摄像机对着聚集者，把探照灯对着聚集者，实际上人很快就散去了。不信你可以试一下，屡试不爽。我从来不认为，老百姓发生泄愤事件是好事情，泄愤是可以防范的。
社会转型期需要新思维，面对社会冲突需要新思维。2007年12月19日，耶鲁大学学者斯科特到我家去拜访，他和我做了谈话，斯科特讲了一句话：我们要理性看待社会冲突和社会稳定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区别所有的问题，所以我的结论就是面对社会目前的情况，我们整个社会需要理智，不要有一种崩溃的感觉。我们需要对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这个民族有一份责任，也要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担起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