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天，国家出重拳整治“校外培训”行业，引爆社会舆论。

　　起因是7月2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意见”)

　　“双减意见”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要求：现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这些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换句话说，以后再开培训班，必须以公益为目的，不能赚钱。

　　不让赚钱了，哪里还会有资本进入?

　　所以这份文件，犹如一把断头台，直接“肉体消灭”了近年来高歌猛进的校外培训行业。

　　资本市场的反应是最快的。“双减意见”出台2天内，著名教育机构新东方、好未来的股价暴跌8成。这一赛道上千亿美元财富，顷刻间灰飞烟灭。

　　悲观情绪甚至蔓延至了A股市场，带来股市两天大跌。

教育中概股大跌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份文件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因为我们国家关于教育领域的改革，年年都有，一直没有断过。

　　“双减”意见出台前不久，国家高层还点名批评过各地兴起的“学区房”热。为此，多个城市出台“多校划片”等政策，试图抑制涨到天上去的学区房价格。

　　但也有人批评称，国家打击校外培训、抑制学区房价格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我国教育行业深度内卷，归根结底是我国教育资源太少造成的。如果人人都能考上好大学，哪里还会有学生和家长这么辛苦呢?

　　为此，社会舆论站成正反两派。

　　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国家重拳打击校外培训和学区房，还有哪些深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道说道。

　　校外培训有哪些危害?

　　学区房和校外培训机构，可谓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存在已久的痼疾。他们给社会带来的显而易见的两大危害：教育不公平、家长负担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小学录取制度一度模糊，家长可以自由为学生选择学校。由于重点学校的名额有限，录取谁由校方说了算，这就容易滋生“走后门”的问题。

　　于是在1986年，《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学区”概念由此而生。

　　但是，彼时还是“单位分房”时期，因此重点学校的学位，基本上还和父母工作单位绑定。直到新世纪后，国家开展住房市场化改革，特别是2006年，国家第一次将学校学位与学生户籍绑定，“学区房”概念这才多了起来。

　　就近入学的本意很好，生源来自哪里一查便知，大大减少了开后门的行为。可是中国人自古就有“孟母三迁”的择校情结，这一情结近年来转变为对学区房的追逐，

　　《央视财经评论》就曾报道过，北京出现过每平米46万的天价学区房。这种房子与其说是居住属性、不如说是教育属性更为突出——买家付出天价，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挂户口”，在附近的重点学校读书。

央视关于“天价学区房”的报道

　　然而天价学区房，有的家长买得起，自然有更多人买不起。最后，本意为了“堵后门”而实施的学区政策，堵住了权力、人情，却没有堵住金钱的力量，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并且，对于众多咬紧牙关、“上车”学区房的家长而言，这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他们的子女战胜了许多家境普通的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下来要面对的，则是同校学生的竞争。

　　于是乎，家长和学生们陷入了第二个内卷——校外培训。

　　就像在电影院，一个人站起来看电影，后面所有人都被迫站起来看电影一样。当班级里少部分学生上培训班的消息传开后，其他家长都会陷入“不能让孩子落后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被迫卷入这场教育军备竞赛。

　　实际上，“所有人都不上培训班”和“所有人都上培训班”，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没有比这再标准的内卷案例了。

　　但对于那些校外培训机构来说，结果却大不相同。在这场“教育军备竞赛”中，他们充当“军火商”，赚得盆满钵满。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曾做过一项问卷调查，北京约有八成学生，接受中小学课外辅导，这需要花掉一个年收入10万元的家庭每年1/3的收入。

　　孩子去上校外培训，父母光出钱不行，还要有时间。

　　7月初，南京一位确诊新冠的学生家长，暑期每日接送孩子去培训班，写满了她的流调记录，这应该是今天中国家长们最真实的写照。

南京病例流调记录

　　最终，“有学区房+上培训班”的富裕家庭子弟，和“没有学区房+没钱上培训班”的穷人学生，中考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而这，已经远远脱离了“义务教育”的本意——让每一个中国孩子，都能公平地接受9年教育。

　　教育资本化的负面影响

　　除了“加大家长负担、造成教育不公平”这两个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危害之外，校外培训行业还有两个埋藏更深的负面影响。

　　这两个危害都与“资本”有关。

　　过去5年，深陷“教育焦虑”的中国家长们，贡献出了“校外培训”这个价值一万亿人民币的行业赛道。

　　新东方、好未来等头部培训机构，一时间风光无两，5年间股价上涨10倍!特别是疫情期间，“在线教育”概念大火，众多资本青睐和追逐新生的培训机构，希望它们能复制前辈们的传奇。

　　例如截止至2020年底，成立仅7年的作业帮，已经融资8次，估值高达110亿美元;

　　成立仅9年的猿辅导，已经融资11次，估值高达155亿美元;

　　除了这两家以外，还有火花思维、掌门教育、一起作业等，如果再算上已经上市的新东方、好未来、高途等，校外培训机构这个领域，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野蛮生长着。

　　2020年，在线教育行业融资总金额达到了540亿，同比增长2.5倍。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自然是被用来扩张规模、“跑马圈地”。

　　校外教育机构要“跑马圈地”，第一步是进行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招数无非是制造并贩卖焦虑，加剧教育内卷。

渲染教育焦虑的广告

　　除此之外，培训机构还要扩张教师队伍。大部分教师从社会上招聘，但为了打响名声，培训机构仍想方设法，高薪从公立学校挖主干教师。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边是公立学校编制内几千元的月薪，一边是培训机构上万元、乃至数十万元的收入，相信会有不少老师为之心动，选择跳槽。

　　更过分的是，还有个别老师不顾国家的明令禁止，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偷偷在培训机构教习，甚至还有“课内不教课外教”的行为，变相鼓动学生去上补习班。

　　长此以往，教师资源由公立学校流向培训机构，必然会导致义务教育质量的下滑。

　　更宏观地看，资本竞相追逐校外教育这个加剧内卷、不产生价值的行业，也与国家引导资本流向制造业、流向科技产业的大方向不符。

　　从这一点上来讲，国家打压校外教育行业，与“互联网反垄断”的出发点是一致的。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这一战略导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教育内卷，真的是由于中国教育资源稀缺么?

　　“双减意见”一出，校外培训机构哀嚎遍野，但也有很多人为他们抱不平。

　　这些人的观点是：因为中国教育资源稀缺、教育竞争过于激烈，校外培训机构才能有生存空间。政府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却不想着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纯粹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

　　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中国的确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很多教育资源并不十分稀缺的地方，我们却总能看到学区房和校外培训机构林立。

　　例如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的一线城市，共有12所985大学，36所211大学，享受着教育特权。两座城市高考“211率”大概在14%左右，是垫底的广东的5倍。

　　按照正常思路，广东才是教育内卷最严重的地方，但是如果在百度新闻中搜索“学区房”关键字，北京、南京、济南、上海的新闻条目排名前四位，而广州、深圳等广东城市排名并不靠前。

　　再继续延伸，广东旁边的香港作为发达地区，教育资源十分丰富。700万人的城市，11所大学，香港大学排名世界第27位、香港科技大学排名世界第36位，排名比肩北大清华。

　　按道理，香港不应该教育内卷了吧?

　　但实际上，香港的校外培训广告遍布大街小巷。香港顶级金牌补习教师，比明星还赚钱，年收入可达7、8千万港币。

香港补习教师广告

　　所以归根到底，中国教育竞争压力大，还是由我们的民族性所决定的。

　　中华民族向来信奉教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功利性地看待教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加上资本煽动引起的焦虑，造成了人为争抢教育资源的氛围。

　　随着中国海外移民的增多，这种氛围甚至被带到了美国。

　　早在十年前，就有《虎妈战歌》这种鸡娃书流行于美国华人圈。美国人对于亚裔学生的普遍看法也是“不爱参加社团活动，更喜欢静静读书”，这种民族性非常可怕：据CNN报道，人口占比不到6%的亚裔，已经成功挤占了哈佛20%以上的学生名额。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教育资源再多也是不够抢的。归根结底，还是要整治这种已经异化的教育氛围。

　　而这一次“双减意见”的出台，就是缓解教育内卷的第一步。

　　政策还有哪些改进的地方?

　　“双减意见”出台立意虽好，但也存在明显漏洞。例如禁止开办校外培训机构之后，有钱人家请家庭教师私下辅导怎么办?

　　这个漏洞，就曾经造成韩国“教育反内卷”政策的失败。

　　和我们一样，韩国也是一个教育内卷盛行的国家，校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成为家长们的刚需。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韩国家长们忍无可忍，向政府抗议。于是在1980年，韩国政府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了30多个专项稽查队，负责取缔校外培训机构。

　　机构被取缔了，但上大学还是需要按分数排名。因此许多家庭开始聘请家教，普通人家只能找价格低廉的大学生;有钱人请的是要价高、但经验丰富的辅导老师。

　　这个漏洞造成的结果是，此后多年考进名校的学生，大部分依然来自富人家庭。很多韩国中下层家庭感到教育不公平甚至加剧了，因此再度呼吁放开校外培训。

　　在舆论压力下，2000年5月，韩国政府最终决定又放开校外培训，给出的理由是“禁止补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

与中国类似，韩国教育内卷非常严重

　　韩国的先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示。在校外培训机构逐渐消失之后，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想办法堵住“私人家庭辅导”这个漏洞。

　　办法已经有了。这两天，部分地方已经开始让“扫黄打非办”，主抓校外培训与家庭辅导行为。

　　新闻出来后很多人在嘲笑，但我认为这种办法非常正确。“家庭辅导”的隐蔽性很强，只有“扫黄打非办”这种有经验的机构才能处理。

　　7月27日，第一个撞枪口上的老师已经出现了，黄山教育局在该市屯溪区某豪华别墅区内，对屯溪一中教师吕某某有偿补课的行为，进行了现场查处。

　　这次事件的曝光，是经过多位家长举报，记者连续蹲守，才最终将这位顶风作案的教师查处。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学生、家长的举报线索，加上“扫黄打非办”等部门主抓，将成为打击“私人辅导”的主要力量。

　　只要国家认真地去做这件事，堵住漏洞的办法依然是存在的。

　　40年来，最艰巨的社会改革

　　从表面上看，打击学区房与校外培训，只是一场针对教育的改革;但从更高纬度来审视，这是一场有关公平的社会改革中的一部分。

　　而本次改革并不突然，早有线索。

　　2017年，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已经从“落后生产力”转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决定了未来几十年，国家的主要任务，要从专注“发展”，转变为“发展与公平”兼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率先开展“脱贫攻坚战”，弥补了长期发展以来，贫困阶层所缺失的公平。

　　如今改革继续升级，落到了中间阶层的头上。未来国家势必会推翻挡在众人面前的教育、住房、医疗“三座大山”。

　　在我看来，当前进行的社会公平改革，重要性和历史地位，不亚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

　　曾几何时，中国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40年前的改革，只完成了前半句话;而今天的改革，才真正试图实现后半句话。

　　并且相比于改革开放，今天的“公平改革”更加艰巨。

　　40年前，我们一定程度上是在学习西方国家体制、摸着美国过河，有样本可以模仿。

　　但今天的公平改革，连美国自己也做不到(韩国也失败了)，世界上没有范例可供我们学习。所以这一回，我们是真真正正地“摸着石头过河”。

　　这是一场注定艰难且孤独的旅途，而披荆斩棘的中国，也因此而显得更加伟大。